校友风采

在力求做到最好中不断提升——记52届校友翁世荣

来源 :       作者 :      时间 : 2017-03-10
    

在力求做到最好中不断提升

——记52届校友翁世荣

 

 

翁世荣,1933年8月出生,著名文学艺术家,曾任上海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和上海大学教务长。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全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曲艺家协会会员、全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市写作学会副会长、上海秘书学会副会长、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电影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秘书教学研究会会长。他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出版过十部电影剧本和文学小说,如话剧《师范生》,中篇小说《突然来到的爱情》、《我们是姐妹兄弟》、《琥珀》,短篇小说、散文《表》、《入团报告》、《五月的火花》等,主编和独立出版的教材和理论著作有《写作基础知识》、《文学创作教程》、《电影文学技巧》、《秘书学概论》、《秘书写作》、《现代秘书学》、《公关之路》、《秘书辞典》等。

翁世荣祖籍江苏省吴县东山镇,祖上曾是当地“翁、席、刘、严”四大家族中的第一望族,后来败落,迁到上海谋生。他6岁丧父,靠两个哥哥和姐姐抚养。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正好于上海中华初级中学初中毕业,无力再去升高中。学校里有一位叫张瑶华的女老师对他甚为关心,说自己有个叫林伟楠的老师,在浙江省立嘉兴师范教美术,还说念师范不要学费,还有助学金,问他是否愿意去,他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在张老师的介绍下,他到平湖报考了嘉兴师范,成了1949级普师班的一名学生。

三年的师范生活成了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学校党政领导和班主任老师王季德的教育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语文老师戴林淹的诱导和培养使他充分汲取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和精湛的作品剖析能力,从而把文学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音乐老师侯家声的引领使他学习作曲和指挥,参加戏剧排练和演出,提高了艺术素养和品味。艰苦的劳动锻炼了他的意志,同学们的亲情友爱温暖了他的情感。到了1952年毕业的那年,他作好了准备去当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理想目标是实习的一所平湖城关镇完全小学。

但是,一个人的命运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当然,是否能战胜恶运,是否能不辜负好运,还得靠自己。翁世荣算是交上了好运,国家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民教师,决定在全国师范生中选送一批应届生免试直升师范学院继续深造。他被保送到杭州的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和师范完全不同,他就像在一条小河中扑腾的鱼儿一下子到了大江大河里。学院里有那么多的教授和名师,但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大的图书馆里不知道应该去看什么书,加上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而且那时的政治运动又那么多,眼睛一眨已到了1954年7月,大专要毕业了。大学二年,他并不像师范三年那样有这么多的记忆,但有两件事他记忆深刻:一件是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一件是在1953年夏天患上了早期血吸虫病,在住院治疗期间,他目睹了病房中的形形色色,写下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一号病人》,小说竟然发表在浙江日报的副刊上,引起了一点小轰动。

1954年9月,他被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当时他才21岁,而学生多数是30岁左右的工农干部,反差和考验是不用置疑的事。在老教师的帮助下,在工农兵学生的宽容与合作下,在他自己努力一面学一面教的状况下,他不仅慢慢适应了工作,而且还在业余时间里继续文学创作。在这几年里。他创作了以反映三年师范生活的四幕话剧《师范生》和描绘二年大学芸芸众生的中篇小说《突然来到的爱情》,均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以培养工农学生为主的工农速成中学完成了历史任务而宣布停办,学校变换成了复旦大学的附中。不久,他被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的青年教师不是复旦毕业留校的,就是全国名牌大学毕业的。而他,只是一个普通师范学院的两年制专科生。他被分配到写作教研室,担任1959级的写作课。他现在已记不起那段发疯似的努力与拼搏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但有一点是记得的:那就是一上讲台,一开始讲课,就一定要做到同学们的眼光都能看着自己。如有几个人开始不看自己,走神了,就立即要把准备的另一套方案拿出来,把他们再吸引过来。下课铃刚响,他正好端出这堂课的带有诗意的结语,宣布下课,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掌声……经过三年,他终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站稳了脚跟,除了上好课,他还和同事一起编写教材,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后来被任命为写作教研室主任、系办公室副主任、系主任助理,由助教提升为讲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恶运降临了。复旦大学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名的专家权威太多了,他本是排不上号的。但是,他还是被作为修正主义的苗子、走资派的宠儿给揪了出来。大字报贴满了一屋子,罚到干校去劳动改造。虽然没有落到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境地,但是刚好30岁出头的最好年华白白被浪费了10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他真想定下心来抓紧学习,努力写作,把10年的损失补回来的时候。但国家为了让更多的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能有机会上大学,决定在全国重点大学设立分校来扩大招生。他又被选中到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当系主任,除了开设中文专业外,还要新设一个秘书学的新专业。但这个初办的分校除了用复旦冠名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是个没校舍、没师资、没设备的“三无”学校,全靠大家从头做起。于是,他又开始了另一种拼搏,不只是自己教好课,写好文章,还要去开发以应用文秘为特色的中文、秘书学科,要去聘请有理论、有实践能力的老师来授课,要和大家一起编写新教材,要组织学生踏上社会去实践。三年后,上海市政府把各个大学分校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一所地方性综合大学——上海大学。1983年,他晋升为副教授、并担任上海大学文学院的首任院长。1987年,晋升教授,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到20世纪将结束,他到达了退休年龄,光荣退休。

    翁世荣从母校嘉师毕业后,不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始终是一个教师,认真做好该做的事情,并力求做得最好。他觉得,自己虽然潜心教书育人,还力所能及地写了一些所谓的论文、作品,也许在当时受到了一点欢迎和称赞,但绝对不是什么能成为传世之作的东西。因此也没有必要再去结集出什么文集,汇编。唯一能自豪和安慰的是,竟有很多学生还能记得自己。不管他们现在的地位有多高,名气有多响,他们的作品早已大大超过我老师,但他们还是记得我,叫我一声翁老师。这一切要感谢母校,是母校的培养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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